伟业铸丰碑

中华民族历史的指针正坚定地走向又一个辉煌的时刻——1999年12月20日零时零秒。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子夜，在新世纪曙光即将喷薄而出的黎明，澳门这个长期失散的游子，将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土地上的外国殖民统治将随之宣告终结。

这是祖国统一大潮奔涌向前的又一个里程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中国人民苦苦求索，中国共产党及其杰出代表不懈奋斗。雄浑有力的声音穿越悠远的时空，激荡在历史的长河中——

毛泽东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邓小平宣告：“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江泽民宣告：“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维护祖国的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这些掷地有声的庄严宣告，使中国人民无比自豪，爱国主义的热血为之沸腾。

心系统一，胸怀天下。从新中国成立到香港、澳门回归，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自觉承担起民族和历史的重任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并为此进行了奋不顾身的英勇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一个世纪的屈辱历史，香港、澳门、台湾的被侵占，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中国人民在苦苦等待洗雪耻辱的时刻，中华民族在苦苦期盼山河统一、再铸辉煌的一天。

在民族危难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义无返顾地担当起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统一和建设繁荣富强新中国的历史重任。经过28年浴血奋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迈出了祖国统一的历史性一步。

面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曾幽默地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明确宣布“废除卖国条约”，决定了香港和澳门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举，但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未忘记统一祖国的历史重任。从1949年12月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到1955年5月周恩来宣布“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从1958年10月中国政府国防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到1963年周恩来归纳出“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关注、思考、谋划的重要议题之一。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72年2月，中美发表联合公报，美方声明，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提出异议。1972年11月，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27届联大批准从殖民地的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为香港、澳门的回归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72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明确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这一郑重的宣示，表现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

1979年1月1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说，这一年的元旦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其标志之一就是“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郑重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这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祖国统一大业鲜明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态度。

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邓小平以满腔深情关注、推动着统一大业的进程。他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亲自指导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22轮谈判、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4轮会谈；他两次接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对这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的起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

千秋伟业，后继有人。“解决港澳问题，继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被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列为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每年的元旦、春节、国庆节，乃至每年的“两会”等重要场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关切地提到香港、澳门、台湾的同胞，呼吁共同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香港、澳门特区筹组过程中，他数度接见筹委会委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香港回归迄今，他两次赴港，深入市民中间倾听心声；不久，他又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澳门回归的世纪盛典。

国家统一，民族振兴，是中华儿女的百年夙愿，是世世代代传承不息的梦想之火。只有到了20世纪的今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这梦想之火才能灼灼燃烧，照亮祖国统一大业如日升腾的壮美画卷。

原则坚定，方法灵活。从“暂不收回”到“一国两制”，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思考统一大业

追求统一，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繁荣。在这个前提下，怎样将必须统一的原则性与最大程度符合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以“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破解了这道历史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冷静地考虑到：新生的人民政权具备了收回香港、澳门的能力，但百业待举，国外反华势力加紧了对共和国的封锁，在这个时候，维持香港、澳门的现状，不仅有利于两地的稳定，也有利于共和国开辟联系外界的通道，符合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出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作出了对港澳实行“暂不收回，维持现状”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

但是，国家的统一问题始终没有离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视野，他们的思考不断深化。在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57年4月，周恩来总理提出：“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1960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对港澳工作“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基本方针，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采取足以改变港澳现状的政策，同时努力维护港澳的繁荣与稳定，充分利用它们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1963年，第一代领导集体归纳出“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其中就有“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等崭新内容。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整体思路日渐成熟，一个融合了共产党人集体智慧和经验的伟大构想，开始萌芽、发展。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明确指出将“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解决台湾问题。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到访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指出：“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间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1982年1月，邓小平首次将这些方针政策归纳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3年6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6条具体构想，对“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作了全面、具体的阐述。

在国家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允许一些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这是将祖国统一大业纳入整个民族发展战略的大思路，是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大计。

在“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下，祖国统一事业迈开了坚定的步伐：

1984年12月19日，经过历时两年、共22轮的谈判，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宣告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进入过渡时期。

1987年4月13日，经过9个多月的4轮会谈，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进入过渡时期。

1987年11月2日，海峡两岸冲破四十年的隔绝，关系出现转折。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台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登记。

……

历史进入90年代，香港的回归进程发展到关键阶段。全世界都在注视：邓小平开创的“一国两制”方针会不会发生变化？“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能否取得成功？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香港基本法。3年后的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澳门基本法。中国政府在港、澳地区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了下来。

以后，在筹备成立香港特区的工作中，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再强调要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参与到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伟大事业中来；要把“面向港人、依靠港人”作为筹备工作的指导原则。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和香港回归后，中央领导人又多次强调不干预特区政府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坚定支持特区政府施政。现在全世界都看到，香港回归两年半来的事实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曾与中国三代领导集体就香港问题进行过交谈。香港回归后曾两度访港的这位政治家说：“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成功的。”

进入1999年，澳门特区的筹组工作进入关键阶段。5月24日，江泽民主席对来京接受任命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表示：“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我们一定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决不干预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如果行政长官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协助解决，中央一定会全力支持。”

今天的澳门，由澳门人自己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正带领40多万澳门同胞，欣喜满怀地迎接新纪元的到来，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架构已筹组完毕，欢庆回归的各项筹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沧海横流，青山不老。中国共产党人在考虑国家统一问题的时候，始终以民族长远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尊重实践，实事求是。从“十二字方针”到争取祖国完全统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对统一大业作出新贡献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是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确定的基本方针。这“十二字方针”，已经在香港得到完全落实，无疑也将在澳门得到全面落实。

“一国两制”的构想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九十年代以来，面对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作出了新的探索。

1990年6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提出：“我们主张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商谈。”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他重申这一立场，并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就两岸正式谈判的方式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讨论，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

为推动和扩大海峡两岸交往，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并于1993年4月成功举行“汪辜会谈”，实现两岸关系历史性的突破。

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以保护和鼓励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主张。这篇讲话精辟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总结了几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状况，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正式谈判的具体步骤和构想，同时就两岸“三通”与经济合作、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两岸高层接触与互访以及台湾同胞关心的其他问题，提出了新的主张和建议。港澳台各界对此纷纷表示欢迎。

两岸关系持续发展，各项交流势不可挡：从1988年到1998年10年间，已有超过1300万人次的台湾同胞访问祖国大陆，祖国大陆同胞赴台累计也达24万人次；两岸贸易累计总额1369．1亿美元，其中祖国大陆对台出口220．5亿美元，自台进口1148．6亿美元。台湾从两岸贸易中获得巨额顺差，对稳定岛内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台商的投资，也有助于祖国大陆经济的发展。海峡两岸在经济交流中真正实现了互利。

但是，两岸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6月，李登辉跑到美国去制造分裂；今年7月，他又公然抛出“两国论”，再次使海峡两岸的关系跌入低谷。然而，分裂的主张毕竟只是一股逆流，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统一，才是大势所趋。澳门的回归，又一次为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曾经山河破碎的古老中国，继香港回归之后将在新世纪的霞光中迎来统一大业的第二站。今天，澳门正沉浸在无比的喜庆与欢乐之中。

“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实现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以后，最终完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

中国人民这一不可动摇的意志，必将在新的世纪变成美好的现实。